进入中学时代，读书条件大为改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初中还没毕业，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就降临了。从那时起，有相当多的书籍被定为“毒草”受到批判。这对于钟爱精神食粮的读书人来说，无疑是一场断炊的饥荒。饥荒归饥荒，如果你真的嗜书如命，总有办法充饥的。

  在抄写大字报的过程中阅读旧报，是个最便捷的途径。那时用来写大字报的，一是彩色标语纸，二是普通白纸，第三就是旧报纸。校园里红卫兵组织林立，大家都要编小报、发传单、贴大字报，纸张供不应求。到后期，基本上是用旧报纸。图书馆里的旧报，大都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馆藏，领来后先浏览一遍，发现好文章就裁下来，收藏好，带回宿舍偷偷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经常阅览的有《光明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大众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报纸的文学副刊，其中许多文章出自“三家村”之类人物的手笔，文学性很强，读后获益匪浅。

  再就是冒险偷看抄家抄来的旧书。学校里有间旧库房，里边堆放着红卫兵外出抄家抄来的一批旧书籍。按当年的说法，那可是一些“封资修”的大杂烩、腐朽透顶的“大毒草”。尽管当时的人文环境很差，大批判的火药味很浓，仍有人将那些被查禁的书籍偷出来秘密传看。我也有幸从中受益，阅读了不少华章典籍。回想起来，真得感谢那些敢于“窃火”的普罗米修斯们。

  借批判“毒草”之名，行偷食“毒草”之实，也是一个饱读名著的好办法。当年遭到批判的作家及其文艺作品很多，譬如，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早春二月》、《三家巷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上尉的女儿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等，古今中外的都有。既然要搞大批判，就要有靶子，就要把“毒草”拿来看一遍。于是，在批判“封资修”的正当理由下，我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翻阅那些所谓的“毒草”了。至于有没有“毒”，会不会“中毒”，只有自家心里清楚。

  偷食“毒草”的岁月一去不返了。现今的年代，书籍的传播已从平面载体走向多维载体，只要你想读，就什么书都能读得到，也基本上能读得起。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悖论是：没书读的时候渴求读书，但当浩如烟海的书籍摆在面前的时候，往往又懒得去读了。这说明，越是难以得手的东西吸引力越强，越是容易得手的东西珍惜度越低，占有是对欲望的消解。看看有些人家书橱上的灰尘，你就会觉得此话并非虚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