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1969年到冀南农村插队的。我落户的村子不光没有地主，连富农也没有一个。有一次大队支书去公社开会，他实话实说：“我们村上既没有地主，也没有富农，哪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？”结果当场遭到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围攻，说他鼓吹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。

  村支书垂头丧气回到村里，从此再也不敢说村里没有阶级斗争了。可是自从“文革”以来，因为没有斗争对象，村里没有开过一次像样的批斗会，村支书生怕被公社革委会当成阻碍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阻力。

  就在此时，我们这些知青被分到大队。我们大队的支书竟拒绝接收知青，因为，多来一个知青就多分掉社员一份口粮。

  结果，公社革委会主任对他拍了桌子，说他抵制上山下乡运动。并勒令：这知青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！

  大队支书被逼无奈，向公社革委会主任提出了一个接收知青的附加条件，那就是接收知青要搭配一个下放改造的人，以供社员们开展批判之用。后来终于有一个“戴帽分子”到我们村下放改造，以备批判之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