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喜爱文学，爱看小说。有一段时间，上班时我把小说包上皮，在几个人一个大屋的教研室里大大方方地看。而他们还以为我在读理论经典呢。一旦有人过来，就把手中的书往桌上大堆书里一扔，旁人就很难分清刚才我看的是哪一本。

  这样的读法是因为当时正开展理论讨论，批判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。我对此很赞成，而有不少教员一时很难接受。不光教员，连学员都是两派，课上课下争论不休。争论毕竟不是友善，以后人家说话就背着我，我也知趣，上班就自己看书，少说话。

  问题是，理论书看多了太累。我又是学中文的，本来对哲学就没有多大兴趣。可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得格外谨慎。按那时的规矩，即便你没课，也得提前上班来打水扫地，郑重地端坐桌前读书备课。

  我也用功过，曾用小楷抄党史，还把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》等著作改写为白话文。但后来实在不想“空想”了，就看起了小说。但上班时看小说是绝对不允许的，为防止被人发现，我就把小说包上书皮，与理论书混在一起。看一阵理论书，再看一阵小说。

  教研室主任是位很严厉的人，对年轻人不怎么友善。原因也简单，我不会顺情说好话。他又从旁人那里听说我下班回家就写小说，于是盯我盯得很紧。有时我看得正入迷，他会假装去看窗台上的花，悄悄地走过来，看我到底看什么书。他哪知我早有准备，将椅子紧靠墙，他就到不了我身后，而手中的书早已换成了理论著作。这样，我这种读书方法，就始终未被他发现。

  那一阵我主要看了才解禁的“三言二拍”等古典小说和日本的一些推理小说，这对我日后的文学创作帮助很大。但长篇小说书厚且容易看入神，我就又找些薄的看，甚至看菜谱，尤其是看豆腐菜（当时缺肉），回家就实践。

  后来，大家情绪都转过来，彼此关系和好如初，上班时也主动跟我聊几句，但我的兴趣却转不过来了。我彻底迷上小说了，脑子里想的都是回家要写的情节。

  这段读书经历，对我后来的创作有极大的好处。越是在困难的情形下读的书，记得就越深。但说到底得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否则没有那么多好书，想偷读也没什么可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