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四十多年没有相见的中学校友聚会，星期天重回校园。天气好得和四十多年前一样，校园美丽得也和四十多年前一样；只是我们各自两鬓飞霜，都已经老了。校园具有魔力，让我们又重返青春年少的时候，许多逝去遥远乃至淡忘的记忆，在校园里瞬间复活，有人轻声唱起了那时候我们唱过的《水兵远航》和卡彭特的老歌《yesterday once more》。

  我提议回原来读书时三楼的教室里看看，大家都同意，纷纷登上三楼。楼梯在脚步下响着四十年前的节拍。没有学生的楼道，清静得如同电影中回放的默片，将时光倒流。在逆光的影子里，我似乎能够看到那时候的我们踩着清脆的下课铃声，如同炸了窝的蜂群一样在这楼道里疯跑着，向楼梯涌去。

  四十多年前，我们都还是一群稚气未脱的毛孩子。上午第四节课，总让我们上得有些心旌摇荡。谁都在蠢蠢欲动，都想在下课铃声打响的时候，第一个冲出教室，或是第一个冲进食堂。那时，我们的肚子总也填不饱，早就饥肠辘辘了。要不就是第一个冲到操场，那里有几个水泥的乒乓球台，稍微一晚，就会被别人占领。中午时分，我们再不属于教室和书本，而属于食堂和乒乓球台。

  那时，我们几乎都会不时把目光投到教室那占据整整一面墙的玻璃窗前。我们教室窗户都朝北，顺着窗户稍微西北的方向就是北京火车站，直线距离大约不到一公里。北京站的钟楼能够清晰看见，琉璃瓦的楼顶在正午的阳光下流光溢彩。

  那时的中学生不像现在几乎个个都有手表，北京站的大钟就是我们公共的手表了。虽然市声喧嚣，我们听不见大钟正点的悠扬钟声；但是，大钟的数字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在下课前的那几分钟内，我们都伸长了脖子——老师笑我们是“长脖老等”（“老等”是北京人对鹤的称呼）。当时针和分针会合的那一刹那，我们像听到发号令起跑的运动员，瞬间如同开闸的水奔涌而出，毫无顾忌地把老师甩在身后。

  教室的窗前，带给我们多少欢乐，多少向往。

  如今，我们又回到了教室。除了桌椅和黑板换了，教室没有多大的变化，那整整一面墙的玻璃窗还是那样的明亮，被小校友擦得格外明亮。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原来的座位，但是坐在座位上，再怎么如“长脖老等”一样抬头眺望窗外，却再也看不见北京站的大钟了。

  其实，北京站的大钟依然还在那里。我们看不见它，是因为在它和教室之间，密密麻麻建起了许多座楼盘。小区的名字都很好听，幸福家园、新景家园、富贵园……都是十几层、二十几层的高楼，拔天立地，高过了北京站的钟楼；一层层，如同屏风一样，水泥钢筋的森林切割开了天空，挡住了我们的视线。

  我忽然有些失落。因为在进教室前，我自以为还能如以前一样看得到那钟楼。可我却是那样的智商低下，逝者如斯，时光如一个雕刻师，把人都雕刻得面目皆非，怎么可能让记忆停摆而定格在四十年前呢？

  只是许多遮挡我们眼睛的东西，往往是我们自己搭建起来而自以为是重要的。我们不懂得留白，我们愿意把生活搞得满满当当，就像把我们的房间里塞满金碧辉煌的家具，以为那才叫做丰富。于是，我们的眼睛越来越望不到远一点的地方了。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近视。